超导条带光子探测器（SSPD）是量子通信、光量子计算领域的核心“眼睛”，能捕捉到单个光子级的微弱光信号。     

2007年，尤立星刚回国就加入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。他还记得推开实验室门的那一刻：除了空荡荡的屋子，什么都没有。这就如同他要研究的SSPD，在国内设计、制备、测量、系统集成——整条链上的每一个环节，都是空白。     

“没什么大不了，干就是了。”他从零开始搭建实验平台，建立团队，像愚公移山一样，把链条上的环节一个一个连接起来。     

2014年，尤立星收到国际电工委员会（IEC）超导技术委员会（TC90）新成立的第十四工作组（WG14）——超导电子器件工作组召集人Masataka Ohkubo博士的邮件，博士正式邀请他作为中国专家加入WG 14，他也是最早被邀请的专家之一。     

这封邮件不是偶然。他在国际超导电子学界早已不是生面孔，是国际SSPD领域非常活跃的中国学者。“同行认成果，不认头衔。活儿干到哪儿了，门自然就开了。”他说。     

起初尤立星只是参与者。他和另外两位国际专家一起，启动了《超导电性第22–1部分：超导电子器件传感器和探测器通用规范》（IEC 61788–22–1）的制定工作。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国际标准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一次“练手”。     

“标准工作不只是写写文档，背后还有很多门道。”他说。正是这次历练，让他摸清了国际标准化的门道：复杂的申报程序，不同国家间的利益拉锯，技术与政治的微妙交织。这些他都看在眼里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学会了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效沟通。     

他在国际会议上一次次做报告，把想法摊开来讲。会后咖啡时间，他端着杯子主动找那些专家，听他们怎么说，也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想。一来二去，一个跨国合作的网络就在这些对话里一点一点织成了。    

2017年，IEC 61788–22–1正式发布，被多个国家和地区采纳为国家或区域标准。尤立星随后也带领团队将其采标为国家标准《超导电子器件传感器和探测器通用规范》（GB/T 39722–2020）。     

2018年，凭借在这项标准制定中的贡献，尤立星荣获IEC 1906奖。这是中国在超导电子学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标准奖项，也是他个人标准化工作的新起点。     

然而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

2016年，尤立星接下了前所未有的挑战——牵头制定SSPD暗计数率的国际标准。从“参与者”变成“牵头人”，尤立星一脚踩进去才发现，前面是深水区。从提案到正式发布，IEC 61788–22–3走过了五六年。比正常流程多出的一两年，每一步都充满荆棘。     

第一个挑战是程序上的不熟——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国内超导电子领域没有相关标准工作可以借鉴，他们要做的，是从零到一，直接跨越到国际标准。唯一的办法就是“边学边干”，像当年在那间空房间里一样，从头搭建。     

第二个挑战是外部环境的封锁——求而不得的“国界困境”。原本计划的循环比对实验（RRT）是标准立项的基础，却成了拦路虎。按常规，RRT需要多个国家的实验室参与。项目刚启动，尤立星就开始推动这件事。3年多，项目做了三轮以上，效果都不理想。原因很现实：没人愿意亮底牌。美国直接不参与，日本不愿意给数据。一轮，两轮，三轮，数据凑不齐就没办法做对比验证。     

第三个挑战是最根本的——科学本身的复杂性。暗计数率测量对环境要求极其苛刻，温度涨落、接地、电磁干扰都会成为测量中的“新问题”。作为科学家，尤立星习惯了追求极致。在自己的实验室里，他可以为了一个数据的微小波动，反复调试设备，持续测量三天三夜。然而，标准工作不能这样。标准要求的是“复现性”——不仅是你自己能重复出来，而且任何一个合格的实验室，拿着你的标准，都要能得到一致的结果。这种“通用性”的要求，和科学家骨子里的“精确性”追求，时常发生冲突。    

我问他：“那时候想过放弃吗？”    “没有。”他回答得很干脆，“这是我们国家牵头的第一个超导电子领域国际标准，只许成功，不能失败。”     路走不通，那就绕道。     

“没办法，只能退而求其次。”他说。他改变了方案，不再强求国际实验室之间的横向比对，而是在国内实验室里，选取不同时间点，反复做实验，用时间的纵向稳定性来替代空间的横向一致性。这种“曲线救国”的方式把方法的可靠性验证出来了,结果最终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对科学家和标准专家这两个身份有了更深的体会——标准对复现性的“苛刻”要求，反过来逼着科学家思考“标准”中的科学问题，再从标准的角度来思考新科学问题。 

科学就是这样，在思考中不断向前推进。   

 2022年，IEC 61788–22–3:2022正式发布，而后尤立星团队也完成了采标工作，制定了中国国家标准《超导条带光子探测器暗计数率》（GB/T 42747–2023）。    

路走通了。

有人算过一笔账。从传统科研评价体系来看，这件事投入产出比太低了——七八年时间，你能发多少篇论文？你能申请多少科研经费？你还得应付复杂程序、烦琐文本，以及没完没了的跨国沟通。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。     

然而，尤立星不是这么想的。国际标准制定的工作，是一个建立国际科技“朋友圈”的过程。国际标准工作是国际合作和交流的平台，也是展示中国学者和科研成果的舞台。2023年，尤立星获得欧洲应用超导学会颁发的国际应用超导杰出贡献奖（ESAS Award for Excellence），获奖评语中除了提到“尤立星研制高性能SSPD器件及其在量子信息领域应用成就”外，还提到“尤立星积极投身于标准化领域工作，制定了超导传感器和探测器领域首个国际标准”。     

还有一些成果，藏在实验室之外。他不想让科研成果只停留在论文里，而是想让它们真正走出实验室，成为科学仪器，从“书架”走向“货架”。2017年，赋同量子科技（浙江）有限公司成立。如今，国产SSPD系统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接近80%。曾经被“卡脖子”的领域，已经完全实现了自主可控。这份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成功跨越，让他成为首位摘得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（IEEE）CSC Carl H. Rosner创业奖的中国大陆学者。    

 科学家、标准专家——这两个身份在尤立星身上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张力。标准工作倒逼他把科研工作做得更严谨——因为要给世界一个可以遵循的规范，他自己必须先走到那个规范的界限之外去探路。标准工作也让他看到了传统科研未曾关注的盲区，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思路。更重要的是，标准成了他推动国际科研合作的桥梁：当你是规则的制定者时，你就站在了舞台的中央。     

“三合一，”他说得很朴素，“国家的需求、科学家的追求、党员的责任。其实说到底是一件事：科学无国界，科学家有祖国，国家的需求，就是我的战场。”    

 这条路的意义，早已超越了个人的得失。

继2023和2024年尤立星先后获得欧洲应用超导学会和IEEE两项国际奖项后，2025年年底他成功当选为IEEE Fellow。如今，他还有了另外一个特殊的“标准工作者”身份：IEC/ISO JTC 3的联络代表，推动国际电工委员会（IEC）和国际标准化组织（ISO）两个国际组织在量子技术标准化工作方面的协同。     

荣誉加身，但他想谈的还是那些未完成的事。 

“前沿科技标准化，必须‘科学家先行’。”他说。他觉得，站在最前沿的人，才有资格定义前沿。先当科学家，再做标准专家，这个顺序不能乱。     

量子、AI这些领域，技术跑得太快，规则还在后面追。越是这样，建立标准就越具有时间紧迫性。

对于七八年磨一个标准，年轻人的犹豫，他懂。然而，他依旧觉得标准的长远价值，是任何单篇论文都比不了的，因为它定义了一个领域，规范了一个行业，为一个时代的技术划定了刻度。     

这话不是一时的口号，是他走了十几年才明白的。     

采访快结束时，我问道：“如果回到2015年，刚参与标准工作那会儿，您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？” 

他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没什么大不了，干就是了。” 

话还是那句话，但语气和当年不一样了：从前是初生牛犊的那股莽劲儿；如今说出来，多了几分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之后的释然。     

只是再释然，也有放不下的事。直到今天，他还对IEC 61788–22–3:2022没能做成循环对比实验（RRT）耿耿于怀。“缺了这一环，不管是科学维度上，还是技术维度上，都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。”他说。没解决的问题还在那儿，工作还要继续做下去。

路还长，但方向对了。     

如同当年推开那扇实验室大门，眼前依然是一片需要开拓的旷野。     

“没什么大不了，接着走就是了。”

赋同量子创办于2017年，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浙江省“专精特新"中小企业。公司主要从事超导单光子探测器及其周边设备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，是中国超导单光子探测器产业化的先驱与引领者。

公司核心产品超导单光子探测系统性能指标居于国际领先地位，已在全球销售200+台/套，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80%。在量子信息领域，公司深度参与“九章”光量子计算优越性实验、千公里光纤量子密钥分发实验、基于纠缠的城域量子网络实验等重大原创性成果，相关成果在Nature、Science、Nature Photonics等高水平期刊发表百余篇。同时，公司持续拓展激光测距、生物成像、表面化学、天文观测、集成电路无损探伤等前沿方向的应用。

公司先后承担科技部2030量子专项、省市科技重大专项等项目，牵头/参与制定国际、国家和行业标准的研制，获得2019年度中国光学工程学会技术发明一等奖等荣誉。

官网链接：

https://www.cnphotec.com/